【案情回放】
    2015年10月25日20時許，被告人戴某受李某指使，至某市某路口，領取上家派人從廣東送來的毒品時，被公安機關當場人贓并獲。當晚10時許，李某因無法與戴某取得聯系，擔心戴某已被公安機關抓獲，遂打電話叫被告人吳某到其暫住地。吳某到達后，李某指使其將暫住處的毒品轉移至樓下范某的車上。后吳某先行離開現場，在某路口被公安人員抓獲。當李某乘坐裝有毒品的范某的轎車到達范某暫住處后，公安人員將其抓獲，并當場查獲所轉移的毒品。
 
    李某、吳某均交代，吳某曾受李某指使送冰毒給下家或收取毒資，李某有時會提供少量毒品給吳某，由其販賣或吸食。案發前，吳某與李某已有一個多月未曾聯系溝通，吳某并不知曉李某現在的住處。
 
【不同觀點】
    本案主要圍繞吳某主觀上與李某是否存在販賣毒品的通謀，其實施的幫助李某將毒品從暫住處轉移至樓下的行為如何定性等問題存在不同意見。
 
【分析】
    上海刑事律師認為吳某主觀上不存在與李某共同販賣毒品的通謀，其行為構成轉移毒品罪而并非運輸毒品罪。具體理由如下
 
1.吳某與李某事前、事中均無販賣毒品的共謀，既不構成共同犯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共同犯罪中行為人之間事先有通謀的，應當以共犯論處”。可見如果吳某與李某之間無通謀，則其構成共同犯罪。證據表明，吳某當晚系接李某電話至李某暫住處幫忙轉移毒品，李某也未指證其讓吳某幫忙販賣毒品，吳某也供認系李某打電話讓至暫住處并幫忙將毒品轉移，并不是去給下家送毒品。作為毒販的李某其主觀上具有販毒牟利的目的，從查獲的毒品可推定其具有販賣毒品行為，但現有證據無法證實吳某與李某事先、事中有販賣通謀。相反現有證據反映，吳某已有一個多月時間未與李某有過電話聯系，吳某也不知曉李某目前暫住處的地址，認定二人無通謀也符合常理。綜上，吳某未與李某共同販賣毒品，法律僅應對吳某的轉移行為進行評價。
 
2.吳某轉移毒品時主觀上并不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不能以運輸毒品罪論處。
    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運輸毒品罪應該著重分析其客觀行為上的特征，因為如果相同的客觀行為具有不同的犯罪目的就會形成不同的犯罪類型。在對“攜帶毒品位移”的行為進行定性時，必須關注行為人進行毒品位移的目的。刑法中的運輸毒品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應當具有流通毒品的犯罪目的，主觀上不具有使毒品流通的目的不屬于該罪。本案中吳某轉移毒品時主觀上并不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運輸毒品罪。#p#分頁標題#e#
 
3.從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看，吳某主觀上是為幫助李某逃避司法懲罰而轉移毒品。
    在適用刑法對行為人進行定罪處罰時需要遵循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即不僅需要主客觀方面同時滿足犯罪的構成要件，也要考察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及行為人主觀罪過。刑法中規定的轉移毒品罪，行為人移動毒品的主觀目的是為了抗拒司法機關對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財物的追繳或者幫助毒品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或雖無特定目的，但其轉移行為客觀上阻礙了司法機關追究犯罪人的危害后果，而且如果行為人本身就是為了進行其他犯罪或者有幫助他人進行犯罪的故意，則其行為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因此認定轉移毒品罪時，行為人沒有其他犯罪目的應該作為認定的重要條件。
 
    本案中吳某的犯罪事實有一定特殊性，即本次案發前，吳某與李某有過涉毒行為，故會影響對吳某實施轉移毒品行為性質的認定。但犯罪認定應遵循主客觀行為相統一的原則，現有證據表明，李某因擔心戴某出事，害怕司法機關查處，讓吳某幫忙將毒品進行轉移，而吳某也是出于幫助李某逃避司法機關懲罰的目的將李某處毒品轉移后離開，其主觀目的并不是使毒品進入流通環節。此外現有證據也無法證實，吳某主觀上有販毒等其他犯罪目的。
 
【法院判決】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某明知是毒品，仍幫助他人轉移甲基苯丙胺1000余克等毒品，其行為已構成轉移毒品罪，且情節嚴重。于2015年11月19日判決：被告人吳某犯轉移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宣判后，被告人吳某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人民法院經審理，于2015年11月29日做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結束語】
    對以上案例的分析及法院的最終判決，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在進行轉移毒品罪和販賣毒品罪認定時，判斷行為人轉移毒品的行為是否具有可能構成其他罪行的主觀目的及是否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是依法定罪追責的重要依據。
    通過以上案例的分析及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我們可以認識到在對行為人的行人構成何種罪行進行認定時，不僅要考慮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是否符合罪行的構成條件還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否與罪行相適應。只有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主客觀相結合的判斷，才能對其依法定罪、適當量刑。

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布,原文地址:http://m.happyronin.com/case/dupin/1095.html,歡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