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律師：從一起合同詐騙案看辯護策略的實體與程序價值

一、案情簡介

2021年5月，上海閔行區張某以“疏通關系”為由，與被害人馬某簽訂合同，約定馬某支付50萬元用于“打點”交通局領導以獲取拆遷補償款。張某虛構其與交通局領導的關系，騙取馬某50萬元后未履行承諾。兩年后，馬某報案，公安機關追回20萬元贓款。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張某行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罪（《刑法》第266條）還是合同詐騙罪（《刑法》第224條）？最終，律師通過精準辯護，促使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定罪，張某獲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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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爭議與定性分析

1.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

• 普通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直接騙取財物，不依賴合同關系。本案若定詐騙罪，涉案金額50萬元屬“數額特別巨大”，量刑起點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合同詐騙罪：以簽訂、履行合同為手段實施詐騙，需證明合同形式與詐騙行為的直接關聯。本案中，張某與馬某簽訂書面合同，明確約定權利義務（如退還條款、利息計算），形式上具備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律師通過強調“合同載體”的核心作用，成功將罪名變更為合同詐騙罪，使量刑幅度降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 贓款處理的爭議

• 若定詐騙罪，追回的20萬元可能被認定為“違法所得”上繳國庫；
• 定合同詐騙罪后，贓款被視為合同詐騙的直接損失，需返還被害人。此結果既符合《刑法》第64條“責令退賠”的規定，也保障了被害人的財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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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辯護策略的核心突破

1. 實體辯護：合同要素的強化

律師通過以下路徑重構案件定性：

• 合同真實性與詐騙意圖的分離：盡管合同內容基于虛假承諾，但其形式合法，雙方簽字確認，符合合同詐騙罪“利用合同”的特征；
• 損失與合同履行的關聯性：馬某支付50萬元系基于合同約定，而非單純受騙，強化了合同在詐騙行為中的工具性作用。

2. 程序辯護：量刑協商與認罪認罰

• 律師結合《刑事訴訟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促成張某認罪悔罪，主動退贓20萬元，并通過量刑協商爭取緩刑。此舉既降低司法成本，又實現刑罰輕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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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實踐考量與啟示

1. 上海司法特點：證據審查與罪名辨析的精細化

• 上海法院對證據鏈完整性要求嚴格，本案律師通過質疑“非法占有目的”的單一性（張某部分資金用于個人消費，部分擬用于“打點”），削弱了普通詐騙罪的直接故意認定，為罪名變更提供空間。
• 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罪因涉及經濟活動，法院更傾向于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避免“以刑代民”。

2. 辯護策略的啟示

• 罪名選擇優先于量刑辯護：在證據允許時，通過變更罪名直接降低量刑幅度，比單純罪輕辯護更有效；
• 程序與實體辯護結合：利用認罪認罰制度降低量刑風險，同時通過實體辯護改變定性，實現雙重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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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張某合同詐騙案展現了刑事辯護中“實體定性優先”策略的核心價值。律師通過精準把握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結合上海司法實踐對證據和程序的嚴格審查標準，成功實現罪名變更與量刑優化。此案啟示辯護律師需深度融合法律解釋、證據分析及司法裁判傾向，方能在復雜經濟犯罪案件中為當事人爭取最優結果。

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布,原文地址:http://m.happyronin.com/hot/1385.html,歡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