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兩兇，誰是真兇？

前不久，生命被定格在18歲的呼格吉勒圖，蒙冤九泉18載后獲得無罪判決。同樣已經被執行死刑的聶樹斌，多年來也一直未淡出公眾視野。2014年12月12日晚，最高人民法院在官網發布消息，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復查。輿論普遍認為，這一做法，似乎給該案帶來了轉機。

“異地復查”的做法是一個進步

多位法學專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聶樹斌案應該是“異地復查”的第一案。

“《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異地復查的相關規定，只是規定了再審的時候，可以由原審以外的法院來審。”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說，聶樹斌案在河北這么多年，卻一直沒有出一個審查結果。現在由原審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進行復查，就是為了確保公正。

“因為本地法院已經處理過這個案件，它與原審案件實際上有一定利害關系。”程雷說，按照公正審理的基本精神，由原審以外的其他法院來審理，才更有利于糾正錯誤。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洪道德則認為，這是最高法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手段。

“按照法律規定，無論是被告人還是被害人一方提出申訴，作出生效判決的法院，都應該進行審查，這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權利，也是賦予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義務。但現實中會出現這種情況：有義務進行復查的法院，出于種種原因，不愿意或遲遲不啟動復查程序。”洪道德認為，異地復查，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敏遠則強調說，必須明確的是，“聶樹斌案”只是啟動了再審前置程序的復查環節，而不是真正啟動了再審程序。“是否啟動再審，要由復查結果來決定。”王敏遠說。

但王敏遠也表示，“異地復查”是一個進步。“異地復查，不論最終的結果是提起再審還是不提起再審，它的公信力都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王敏遠說，“司法是需要公信力的，讓不相關的山東高院復查，顯然對公正解決這一問題是有幫助的。”

王敏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異地復查和異地審判都不是常態的。“像薄熙來案、王立軍案、聶樹斌案，這些異地審判、異地復查的案子，現在都是特例。”他認為，可以建立起“異地”的機制，并使之規范化。當遇到社會高度關注的重大案件時，啟動這一機制。“因為異地更能顯示公平正義，維護司法公信力。”王敏遠說。#p#分頁標題#e#

此外，王敏遠還表示，聶樹斌案“異地復查”的另一個亮點，是山東高院明確表態，同意讓律師閱卷。

據媒體公開報道，早前，河北高院曾拒絕給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下發聶樹斌案判決書，隨后，又以她沒有判決書為由，拒絕受理她的申訴。

“聶樹斌都已經被執行死刑了，他媽媽卻連判決書都拿不到，這本身就有問題。”王敏遠說，與此相較，山東高院明確表示律師可以查看案卷的做法，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這表明，法院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也把律師看成維護公平正義的同盟軍。”王敏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閱卷是了解案件的重要途徑，不論最終是什么結果，如果沒有律師的參與，司法公信力就很難得到維護。

“獲得公信力、取得當事人的認同，律師的作用不可替代。”王敏遠表示，法院有權決定再審還是不再審，但如果這個過程中有律師參與，公信力就會提高許多。“如果律師看了都認為沒有疑問，那就表明判決本身沒有問題，公信力就更高了。”

“法官應該把律師當作幫助自己的同盟軍。”念斌案的律師張燕生說，“現在要求法官對案件終身負責。問題有一百個，你發現了九十九個，唯一一個致命的錯誤沒發現，律師就有可能幫助你發現。”

張燕生說，設置律師，就是為了產生爭辯的焦點。“任何一件事都要考慮問題的兩面，然后取得平衡，辦案人員應該多聽一聽律師的意見。”張燕生說。

“嚴打”導致證據標準降低

從河南趙作海案、浙江張氏叔侄案、福建念斌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到人們還在持續關注的“聶樹斌案”，對一個又一個令人生疑的冤假錯案，輿論的追問從未停止，也折射出我國司法存在的一些問題。

“很多人認為，問題主要出在證據上，但我認為，證據問題只是表象，歸結起來，應該是我們的司法體制出了問題。”程雷說，其實，這些案件在當年定案時，對證據的認定，也是有不同意見的。

“法官自己、合議庭之間有不同意見，上下級法院之間也有不同意見。那么，既然當時已經認識到證據是有問題的，為什么還會下判、造成這樣的冤假錯案呢？”程雷問。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當時“嚴打”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一些案件被當地黨委政府干預過。還有的是執法人員急功近利，為了考核，為了個人的利益，急著判案等。

“1983年以來，為了‘嚴打’，提出過‘從重從快’等口號，整個法律也都朝著‘打擊犯罪’、‘懲罰犯罪’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洪道德說。#p#分頁標題#e#

“證明標準降低了，比如，法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才能定罪，改成了‘犯罪事實基本清楚，證據基本充分’。”洪道德說，死刑的適用罪名被擴充，死刑核準權下放到各省高級法院。同時，被告程序保護的期限也被縮短。

“在實踐方面，更是講究從重從快、命案必破。”洪道德說，2012年《刑事訴訟法》大修以前，偵查階段把犯罪嫌疑人關在哪，訊問地點、時間、環境有什么要求，這些都是空白。“程序上的空白和不足，就會在司法實踐中造成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給冤假錯案制造者大開方便之門。”

張燕生說，從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抓捕、到檢察院審查起訴，最終由法院產出“罪犯”的成品，公檢法的關系變成了傳送帶式的線性結構，重配合，而不重制約，這就無法預防冤假錯案。

“真正要建立的，應該是一個控、辯、審的三角形結構。”張燕生說。

新一輪司法改革能否帶來改觀

張氏叔侄、念斌、呼格吉勒圖先后被改判無罪，程雷認為，這些案件傳遞出的信號是，刑事訴訟越來越追求程序公正。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到以審判為中心進行訴訟制度改革，程雷說，這樣的改革更符合司法規律。

“不同于以法院為中心，它在審判過程中，強調的是我們的證據制度，要求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要按照法院的證據規格進行取證。證據問題由法院最終裁斷，證據不能定罪的，就應當嚴格地作出無罪判決。”

程雷說，前面提到的幾個冤假錯案，都是沒有以審判為中心的結果。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這些冤假錯案，法院在當時都已經發現有問題了，但對這種‘定放兩難’的案件，還是不敢依法作無罪處理，而是大部分做了降格處理，甚至有的還判處了死刑，比如呼格案。”

法院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個階段。作為最終裁決者，如果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提交的證據很薄弱，根本達不到定罪的標準，它該怎么辦？程雷說，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法院，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這么多年來，我國法院的無罪判決率其實非常低，不超過千分之五，這在全世界都是比較低的。”程雷認為，這說明，法院不敢作無罪判決，也表明現在的訴訟流程，不是以審判為中心的。

程雷向記者分析道，法院之所以不敢作出無罪判決，壓力主要來自三方面。

“第一個是社會的氛圍。”程雷說，出現重大犯罪，輿論作出的第一反應，就是要盡快將兇手繩之以法。“法院在這種社會氛圍下，不自覺地就成了打擊犯罪的一方。好像把案件證據比較薄弱的犯罪嫌疑人放了，社會就會亂了一樣。這其實是一種觀念上的誤解。”#p#分頁標題#e#

另兩方面的壓力，程雷認為，一個是來自黨政部門的干預。另一個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考核壓力。“法院如果作了無罪判決，對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考核，會造成影響。這讓法院作無罪判決很艱難。”

程雷說，如果能夠真正做到以審判為中心，這些問題就會得到有效緩解。“這幾年，民眾的法治觀念有所提升，社會各界對無罪判決的容忍度也有所改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在司法改革中做了一些制度的調整。比如對考核體系的改革，以及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的建立等，這讓改變來得更快。”

“現在都是終身追責了，我不能再替你們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擔這個責。如果證據不夠，要么你補充證據，要么我就作出無罪判決。”程雷說，這對法律執行的嚴格程度，確實有很大促進。

王敏遠說，四中全會明確要求，一是預防冤假錯案要從源頭處理，二是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他認為，偵查機關的主導作用太強，導致法院發現問題了，仍然會給出有罪的判決。

王敏遠說，十八大以來，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改革措施，例如防止刑訊逼供、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明確證明標準等，下一步要看的，是具體怎么落實。

“法律確實有不健全的地方，但更為嚴重的是現有的法律不執行，或是執行得不好。”王敏遠說。

程雷也提出，接下來，圍繞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制度改革，要進一步研究一些配套的體制和機制。同時，應加強對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的規范，從源頭上預防冤假錯案的發生。

“我們講防范冤假錯案，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實現每一個案件的公正審判，這是我們司法的整個追求。”程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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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布,原文地址:http://m.happyronin.com/hot/925.html,歡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