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自殺發生死亡 未死者是否要承擔刑事責任？

【案情】
    被告人鄧某（男）和受害人萬某（女）是一對年輕戀人，兩人感情深刻，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2013年春節期間，鄧某隨萬某回到老家，希望得到其父母的同意，讓兩人結婚。但萬某的父母嫌棄鄧某家庭貧困，與自家門不當戶不對，不同意兩人的婚事，并百般阻撓。鄧某和萬某多次嘗試說服他們，無果。兩人十分悲傷。
    當年5月，被告人鄧某設法取得兩瓶安眠藥，打電話告知萬某自己想要自殺，萬某便說她要和他一起自殺，于是萬某來到鄧某所在地，兩人約好一起服下藥片。鄧某先行吞下十幾片安眠藥后，萬某也準備服藥，但鄧某突然反悔，對萬某說：“我們還是不要自殺了，以后我們不要再見面了，我回老家找工作，你還是繼續待在這里吧。”萬某知道后非常生氣，認為鄧某欺騙了自己，并想要拋棄她，憤怒之下服用了剩余的約100片安眠藥。鄧某沒有制止，也沒有對萬某實施搶救行為。
    后兩人被鄰居發現，送至醫院搶救，鄧某脫離危險，萬某服用過量安眠藥，搶救無效身亡。
 
【分歧】
    本案的爭議在于，鄧某與萬某相約自殺，但被告人鄧某中途反悔，中止自殺行為，而未阻止萬某自殺行為，鄧某的不作為是否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評析】
    上海刑事律師認為，鄧某是首先提出自殺的人，并且買來了安眠藥，為自殺提供了客觀的便利條件，他在相約自殺中處于積極主動的地位，且他的行為給萬某的生命構成了潛在的危險。如果他沒有先提出自殺，沒有為萬某提供安眠藥，則萬某不會因服用過量安眠藥而死亡。
鄧某因自己的先行行為而負擔了一定的法律上的義務。所以他在中止自殺后有義務制止尚未實施自殺行為的萬某，同時負擔救治萬某的義務，在此情況下，他的不作為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但是，因為客觀上，萬某服下安眠藥是處于自愿的心理，而不是受欺騙或強迫的，所以萬某應當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而在量刑上可以從輕處理。
 
【總結】
    行為人因自己的先行行為而負擔了法律上的義務時，除非他實施了足夠挽救并履行義務的行為，不然不能使其處于免罪的程度。

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布,原文地址:http://m.happyronin.com/case/qita/1237.html,歡迎分享.